1947年，一个地主，半夜摸进柴房，对着一个被捆着的地下党，不说废话，匕首“噌”地一下割断绳子。然后掏出几块袁大头和一枚金戒指，塞过去，压着嗓子说：“记住我的脸，我叫郭良知。将来要是天变了，你得站出来，替我和我一家人说句话。”
1947年秋天，在豫东平原，半夜三更，郭良知推开自家后院柴房那扇破门，屋里黑漆漆的，一股霉味混着血腥味扑鼻而来，草堆上捆着个年轻人，白天刚被乡公所的兵抓来，打得浑身是伤，就等天亮送到县城去领赏。
郭良知没吭声，也没点灯，借着窗户透进来那点惨白月光，手里的匕首“噌”一下割断了年轻人手腕上的绳子。
这可是一次玩命的“越狱”帮忙，郭良知是个地主，祖上三代辛辛苦苦攒下百十亩地，在当时，他就是那种“占便宜”的人，可这会儿他动作麻利得像个老手。
他从怀里掏出两样东西，使劲塞进那双又冷又脏还带着血的手里：五块还带着他体温的银元，还有一枚刻着“囍”字的金戒指——那是他去世的媳妇留下的嫁妆。
“别出声，记住我这张脸，我叫郭良知。”他声音压得极低，像交代后事，又像在谈一笔买卖，“要是将来世道变了，你得站出来，替我和我家里人说句公道话。”
这可不是纯粹发善心，这是一场精明的“政治投资”，虽然街坊邻居都叫他“郭善人”，但他一点也不傻，他亲眼见过邻村张老爷子因为交不出粮，被国民党的兵活活打死在院子里。
他也听见远处越来越近的炮声，国民党眼看要不行了，旧规矩成了吃人的东西，新规矩还没完全来，他两个儿子死在了抗日战场，就剩一个小儿子在北平读书，他必须在这两条晃来晃去的船之间，搭块板子。
那个被救的年轻人叫陈树生，他在黑暗里死死记住了郭良知的侧脸，那是他唯一的指望，然后，他顺着郭良知指的狗洞爬出去，消失在豫东平原望不到边的芦苇荡里。
那是1947年的冬天，郭良知站在寒风里，听着远处当兵的喝醉打呼噜的声音，手心里全是冷汗，赌注已经下了，剩下的，只能交给时间。
时间过得飞快，一转眼到了1952年，豫东早就变了天，土改工作队进了村，对郭良知来说，担心的事终于来了——他被划成了“地主”，家产被登记，地契被烧了。
批斗大会上气氛紧张得吓人，郭良知低着头站在台前，听着下面一片骂声，在那股狂热劲儿里，说什么都白搭，“地主”这顶帽子本身就是罪。
就在快要定案的时候，人群突然被分开了，一个穿军装的人大步走上台，二话不说，把一枚金灿灿的戒指“当啷”一声拍在桌子上，全场顿时鸦雀无声。
“我作证！1947年冬天那个晚上，是郭先生救了我的命！”陈树生指着那枚刻着“囍”字的戒指，把那个雪夜里每一件事都原原本本摆在了大家面前。
这枚戒指，完成了它的使命，它不再只是一块金子，它是连起两个不同阶层的信物，是那场生死约定的实物证据。
工作队查得很仔细，结合郭良知平时减租、送药的好名声，再加上这次关键的“站队”行为，县里最后重新给他定了性——从“地主”改成了“开明绅士”。
这四个字一改，在那个年代就是从死路变成了活路，郭家保住了部分房子，在北平读书的小儿子后来参了军，一家人在后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，虽然也经历了不少波折，但总算没像别的恶霸地主那样家破人亡。
2010年，郭良知百岁生日坐在老槐树下，当年那个年轻的地下党员也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干部。
两人坐在那棵见过无数世事变幻的槐树下，拍了张合照，照片里的人都老了，但眼神里的东西没变。
1947年那把匕首，割断的不只是绳子，更是那个乱世里盲目的仇恨，郭良知当年那一把，赌赢了，他赌的不是哪一边赢，他赌的是不管世道怎么变，人心里的那杆秤，永远不会错。
杨方策略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